兩航起義飛機北飛示意圖
世纪凤凰网 （禧进报道） 機組成員都是在天剛朦朦亮便到達機場，正班飛行所公佈的機組都沒有到機場，全部由北飛機組頂替。由於香港機場是國際性的機場，魚龍混雜，且機組飛行，往往由副駕駛去辦理手續，機場調度也沒那麼認真仔細核對機組名單，他們也不認識那麼多飛行員，在航行調度部門辦理離場手續見面時，大家互相點點頭，打個手勢以示問好，人們的表情是嚴肅的，內心是激動的，辦完離場手續後，機組迅速檢查好飛機，各就各位。陳達禮同機組人員進入機艙後，各自做著自己的例行檢查工作。報務員黃煥元檢查無線電通訊設備，陳達禮和副駕駛劉景春檢查油料、各種儀錶和飛機操縱系統等，這次做得比平時更加認真細緻。接著，陳達禮用報話機和機場指揮塔臺取得聯繫，然後按塔臺的指揮將飛機滑行到跑道起飛點起飛。黃煥元照例發出飛行報告：“XT154號飛機，香港至柳州，機長陳達禮，副駕駛劉景春，飛行報務員黃煥元，機務員陳耀祖，起飛時間0603，進入航線時間0611”。
“行宮”飛機第一架起動發動機後，其餘的11架飛機相繼起動發動機，由停機坪滑出至起飛等待區，當一架飛行進行起飛時，另一架飛機隨即滑進起飛位置，一架飛機接著一架飛機起飛，場面壯觀，激動人心。作為北飛機群的領隊長機，陳達禮緊隨”行宮”起飛，然後是張鎰和楊積的C一46，隨後是C一47相繼起飛，其中第4架楊積的C一46，因沒關艙門，又返回地面重新起飛，約6時30分，各機均起飛。如果當時有攝影師在場拍攝這個激動人心的鏡頭，這將是一個很有紀念意義的錄相。
“行宮”飛機第一架起動發動機後，其餘的11架飛機相繼起動發動機，由停機坪滑出至起飛等待區，當一架飛行進行起飛時，另一架飛機隨即滑進起飛位置，一架飛機接著一架飛機起飛，場面壯觀，激動人心。作為北飛機群的領隊長機，陳達禮緊隨”行宮”起飛，然後是張鎰和楊積的C一46，隨後是C一47相繼起飛，其中第4架楊積的C一46，因沒關艙門，又返回地面重新起飛，約6時30分，各機均起飛。如果當時有攝影師在場拍攝這個激動人心的鏡頭，這將是一個很有紀念意義的錄相。
1949年11月9日6時許，北飛十二架飛機在啟德機場依次起飛
陳達禮機組朝北飛行十來分鐘後，四人開始討論親自簽名的起義通電來了。他們興奮地議論著在香港的近兩千名“中航”員工裡，有多少人會在起義通電上簽名，通電發出後有多大的反應。原先已經商量好，由他們幾十個對起義態度堅決的人駕機北飛作為起義的先導，同時繼續動員在香港的“中航”員工參加起義，在起義通電上簽名。後來，他們知道，除了極少數人之外，絕大部份在香港的“中航”員工，包括地勤和空勤的，都參加了起義的行列並先後回到了祖國。
由於張家驊機組執行香港一廣州一桂林一重慶航班任務，11月8日在重慶過夜，9日從重慶經桂林、廣州返回香港。當時重慶還是蔣管區，為了不讓國民黨扣留張家驊機組及飛機，陳達禮起飛加入航線後，馬上發一電報給張家驊說：你的太太因車禍，生命垂危，已送醫院搶救，請由重慶直飛香港。後來，張家驊對陳達禮說：接得電報後，我知道要北飛起義了。我當時裝得很傷心，很焦急，在場的負責人和商務人員都很同情我並安慰我，他們決定把去桂林和廣州的旅客、貨物、郵件都拉下來，飛機加滿油，讓我由重慶直飛回香港。張家驊演的這幕戲是成功的，因而沒有給國民黨留下一架飛機。張家驊返港後，積極參加了護產的工作，回國後又飛過周總理的專機，文革中卻不幸成為第一個被迫害致死的兩航人。 加入航線後不久，各機組便在雲中飛行，由於各機之間起飛的時間相隔很短，各機型的速度不一樣，所以各機組注意保持一定的距離。陳達禮和張鎰同是C一46型飛機，為了防止飛機在雲中相撞，就詢問張鎰使用的發動機馬力，陳達禮得知他使用的馬力比陳大，即請張鎰將馬力減至一樣，以防張鎰的飛機撞到陳達禮的飛機。在雲中飛行了一段較長時間，飛機不能保持雲中飛行了，機組便緊貼雲頂飛行，這是為了當遇到敵機時，一推機頭便可進入雲中，就不會受到敵機的襲擊。在雲頂飛行時，每一個機組人員都把眼晴睜得大大的，非常警惕地、不斷向前方、側方搜索，看有無敵機，這樣的飛行是比較緊張和勞累的。楊宏量是北飛機組唯一的領航員，機長楊積，報務員陳漢齋，所飛的C一46型機上沒有專設的領航設備，而且國內航班機組中也不會配領航員，但差不多每個機長都懂得無線電通訊和無線電導航、地標領航；但那天執行的是特殊的飛行任務，航線沿途無導航設施，也沒有天氣實況資料，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楊宏量趴在機艙地板上畫出了推測航跡。機長楊積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當時已飛行了6千多小時，對大陸季節性天氣規律也是基本掌握的；過去也作過機務工作，對飛機性能熟悉。他告訴楊宏量，儀錶飛行導航沒有問題。
快飛到長沙之前，突然在起義機群中，發生了一場“虛驚”。XT一139號機說有敵機警報，各機之間的無線電通話立刻緊張起來，致使陳達禮差一些要降落某地以探虛實。其實是由於天氣不好，該機的飛行報務員霍斌臣心情緊張，誤將雲中無線電波受到幹擾，訊號斷斷續續，以為是敵機的訊號。經陳漢齋反復查聽，搞清並無敵機襲擊訊號，大家才放下心來，緊張氣氛隨之而消失了。陳漢齋是位老資格的空中報務員，在飛行中，他一方面與香港公司進行“正常”聯繫；另一方面又在另一頻道，跟香港陸元斌家的電臺保持聯繫，以及時得到起義工作核心小組的指示，直到起義飛機全部在天津安全著陸為止。與此同時，設在公海船上的電臺，由都潤蓀、周文雄也與北飛機群保持了秘密的聯繫。
過了長沙約10分鐘，楊宏量打開了定向儀來回調諧反復收聽，終於聽到“我是漢口廣播電臺”的反復廣播，楊宏量知道這是專門為起義機群導航的，就立即轉告各友機，這個及時的廣播，對機群的飛行幫助很大。楊宏量當即迅速測定地速、風向、風速，它證實與原估計及推測的差不多。又據此計算了下一段飛行航向和時間。起義機群繼續向北飛，準時飛越了鄭州。這下大家都松了口氣，不那麼緊張了。C一46型加油1400加侖，C一47型加油800加侖，正常情況下航程可達1860英哩，飛行時間9個多小時。由香港到天津航程為1300英哩，根據預報的風向風速，預計需飛行7時20分左右，這樣可剩下近兩個小時的備用油；但如遇到較大逆風，油量將感不足。為此必須儘量使用經濟巡航，仔細地考慮計算航跡，不得有較大的偏離。途中有三架飛機分別在漢口和濟南落地加油。電報不斷從機上打向香港去，告訴啟德機場英國人的電臺：“我們的飛機壞了，要回來”！“修好了，正續飛中”；“我們已到柳州、臺灣、昆明或重慶”，但訊號卻離這些城市越來越遠。這時臺灣才察覺出大事不妙，派出空軍飛機尋找北飛機群，蔣介石手諭，絕不能讓機群落入中共手中，一經發現，立即擊落。
由於張家驊機組執行香港一廣州一桂林一重慶航班任務，11月8日在重慶過夜，9日從重慶經桂林、廣州返回香港。當時重慶還是蔣管區，為了不讓國民黨扣留張家驊機組及飛機，陳達禮起飛加入航線後，馬上發一電報給張家驊說：你的太太因車禍，生命垂危，已送醫院搶救，請由重慶直飛香港。後來，張家驊對陳達禮說：接得電報後，我知道要北飛起義了。我當時裝得很傷心，很焦急，在場的負責人和商務人員都很同情我並安慰我，他們決定把去桂林和廣州的旅客、貨物、郵件都拉下來，飛機加滿油，讓我由重慶直飛回香港。張家驊演的這幕戲是成功的，因而沒有給國民黨留下一架飛機。張家驊返港後，積極參加了護產的工作，回國後又飛過周總理的專機，文革中卻不幸成為第一個被迫害致死的兩航人。 加入航線後不久，各機組便在雲中飛行，由於各機之間起飛的時間相隔很短，各機型的速度不一樣，所以各機組注意保持一定的距離。陳達禮和張鎰同是C一46型飛機，為了防止飛機在雲中相撞，就詢問張鎰使用的發動機馬力，陳達禮得知他使用的馬力比陳大，即請張鎰將馬力減至一樣，以防張鎰的飛機撞到陳達禮的飛機。在雲中飛行了一段較長時間，飛機不能保持雲中飛行了，機組便緊貼雲頂飛行，這是為了當遇到敵機時，一推機頭便可進入雲中，就不會受到敵機的襲擊。在雲頂飛行時，每一個機組人員都把眼晴睜得大大的，非常警惕地、不斷向前方、側方搜索，看有無敵機，這樣的飛行是比較緊張和勞累的。楊宏量是北飛機組唯一的領航員，機長楊積，報務員陳漢齋，所飛的C一46型機上沒有專設的領航設備，而且國內航班機組中也不會配領航員，但差不多每個機長都懂得無線電通訊和無線電導航、地標領航；但那天執行的是特殊的飛行任務，航線沿途無導航設施，也沒有天氣實況資料，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楊宏量趴在機艙地板上畫出了推測航跡。機長楊積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當時已飛行了6千多小時，對大陸季節性天氣規律也是基本掌握的；過去也作過機務工作，對飛機性能熟悉。他告訴楊宏量，儀錶飛行導航沒有問題。
快飛到長沙之前，突然在起義機群中，發生了一場“虛驚”。XT一139號機說有敵機警報，各機之間的無線電通話立刻緊張起來，致使陳達禮差一些要降落某地以探虛實。其實是由於天氣不好，該機的飛行報務員霍斌臣心情緊張，誤將雲中無線電波受到幹擾，訊號斷斷續續，以為是敵機的訊號。經陳漢齋反復查聽，搞清並無敵機襲擊訊號，大家才放下心來，緊張氣氛隨之而消失了。陳漢齋是位老資格的空中報務員，在飛行中，他一方面與香港公司進行“正常”聯繫；另一方面又在另一頻道，跟香港陸元斌家的電臺保持聯繫，以及時得到起義工作核心小組的指示，直到起義飛機全部在天津安全著陸為止。與此同時，設在公海船上的電臺，由都潤蓀、周文雄也與北飛機群保持了秘密的聯繫。
過了長沙約10分鐘，楊宏量打開了定向儀來回調諧反復收聽，終於聽到“我是漢口廣播電臺”的反復廣播，楊宏量知道這是專門為起義機群導航的，就立即轉告各友機，這個及時的廣播，對機群的飛行幫助很大。楊宏量當即迅速測定地速、風向、風速，它證實與原估計及推測的差不多。又據此計算了下一段飛行航向和時間。起義機群繼續向北飛，準時飛越了鄭州。這下大家都松了口氣，不那麼緊張了。C一46型加油1400加侖，C一47型加油800加侖，正常情況下航程可達1860英哩，飛行時間9個多小時。由香港到天津航程為1300英哩，根據預報的風向風速，預計需飛行7時20分左右，這樣可剩下近兩個小時的備用油；但如遇到較大逆風，油量將感不足。為此必須儘量使用經濟巡航，仔細地考慮計算航跡，不得有較大的偏離。途中有三架飛機分別在漢口和濟南落地加油。電報不斷從機上打向香港去，告訴啟德機場英國人的電臺：“我們的飛機壞了，要回來”！“修好了，正續飛中”；“我們已到柳州、臺灣、昆明或重慶”，但訊號卻離這些城市越來越遠。這時臺灣才察覺出大事不妙，派出空軍飛機尋找北飛機群，蔣介石手諭，絕不能讓機群落入中共手中，一經發現，立即擊落。
北飛機群部份飛機飛過濟南機場
央航DC3—525號機在濟南機場落地加油
“空中行宮”在北京西苑機場降落，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代表周總理)、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空軍參謀長王秉璋及羅青長、鐘赤兵、任泊生(後任民航廣州辦事處主任)等有關人員向起義歸來的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央航總經理陳卓林表示熱烈歡迎。隨“行宮”回來的有：呂明、查夷平、鄧士章、陳文惠、劉陵、徐馮嘉、張振、郁曾楠、吳景岩、林正卿。
北飛十二架飛機機組分別為：
央航兩架
CV—240 XT—610(空中行宮)
潘國定、路家玖、韓家琪、余惠民
DC—3 XT—525
林雨水、鄭家瓊、羅柏、孫功贊。林雨水的太太周秀笙與女兒林慰慈同機前往。
中航十架
C—46 XT—154
陳達禮、劉景春、黃煥元、陳耀祖
C—46 XT—172
楊積、周紀祥、陳漢齋、楊宏量、馮俊濤
C—46 XT—144
張鎰、劉安、周丕顯、
C—47 XT—123
盧開周、黃文斌、方榕滿
C—47 XT—125
邊任耕、方甫、康正之
C—47 XT—139
秦永棠、李鳳朝、霍斌臣
C—47 XT—129
鄧重煌、陸華應、顧傑飛
C—47 XT—115
黃雄畏、周炳、李宏揆、賴冠生
C—47 XT—131
蔡覺滄、溫可煌、戴禮昭
DC—3 XT—121
徐作誥、顏恩錫、李榮、張德馨
北飛起義取得圓滿成功，整個過程之所以順利地完成，是與各個部門在工作上的密切協同配合分不開的。在機務方面，起義北飛的每架飛機都得到了精心維修保養，在飛行中沒有發生任何一點故障，保證了飛行安全；同時給每架飛機加滿了油，除C一47外，C一46都從香港直飛到天津，不需中途加油；另外還調選了人員專門組織了一個搶險隊，其任務是當發現壞人在滑行道或跑道上設置障礙物如停放卡車等，用以阻止飛機滑行或起飛時，立即前住清除這些障礙物，保證飛機順利滑行和起飛；在航行方面，由華祝前往塔臺，安排和協調英籍塔臺指揮員，指揮12架飛機連續起飛，另外派人專門注意在機場值班的中航美籍調度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限制其行動；航務部門陸維森編排好掩人耳目的飛行班表；通訊部門則為飛機安裝了大功率專用設備和空中通話的專門頻率，保證了飛機的通話聯繫，而又能防止其他臺收到通話內容；氣象部門通過香港天文臺的周恩濟瞭解到大陸地區近幾天的天氣預報；營業部門巧妙地作好了北飛當日的票務安排。總之，起義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勝利完成的
1949年11月9日，兩航總經理劉敬宜、陳卓林發表起義通電。
11月12日，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分別致電祝賀。周總理代表政務院任命劉敬宜、陳卓林分別任兩航總經理。
11月15日，周總理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北飛起義人員。
12月5日，軍委民航局鐘赤兵局長召集劉敬宜、陳卓林、查夷平、鄧士章等開會，宣佈政務院的通知，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歸民航局領導。
12月初，香港的《中國郵報》和《星島日報》刊登消息，散佈謠言，中傷在大陸的“空中行宮”號飛機在蘭州失事，劉敬宜、陳卓林等人已死亡，擾亂視聽，以圖渾水摸魚。
12月10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召集會議，宣佈政務院的決定：中國航空公司董事長為章伯鈞，副董事長為李克農、劉敬宜，董事為鐘赤兵、淩鴻勳、淩士芬。中央航空公司理事會理事長為鐘赤兵，副理事長為李運昌、陳卓林，理事為劉亞樓、楊立三、鄧士章、查夷平、吳克堅、張國堅。中國航空公司基地設在天津，中央航空公司基地設在廣州。
12月13日，劉敬宜、陳卓林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前往廣州就近處理兩航復員復航及組建廣州民航的工作。鑒於當時香港報載或紛傳謠言甚多，說北飛人員已經被全部扣留關進了集中營、被剃光頭強迫參加軍隊等。周總理建議北飛人員去港做工作，現身說法。北飛人員推薦了陳達禮、陳漢齋、鄧重煌三位為代表，隨總經理南下並赴港協助復員事宜，借此解釋兩航人員北飛後的真實情況，安定在港同仁的情緒。他們到廣州後又加派陳耀祖一起去香港。他們到港後在啟德機場機庫裡、在半島酒家中航公司售票處等地與工友們見面開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2月間，政務院決定將起義後兩航公司於1950年初即與民航局合併。1950年上半年，軍委民航局先後設立了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四個民航管理處，合併了原兩航公司，航空運輸業務由民航局統一經營。
12月31日，劉敬宜、陳卓林秘密返港。
1950年1月13日，軍委民航局鐘赤兵局長電令劉敬宜、陳卓林負責接收兩航在香港的一切資產。
3月10日軍委民航局從京津兩地抽調兩航飛行人員30余人，由陳達禮帶隊到港，準備分批駕駛留港飛機飛回內地，因香港政府藉口“飛機註冊及適航證”問題加以阻撓而末實現。其中陳達禮、楊積、周炳等人作為代表去劉敬宜家看望，劉敬宜說：“很不好意思，咱們一起去北京，我卻先回來了，又不去了，身體不好是一方面原因。你們若要回去先要適應，好好學習，我的處境如何不重要，也無所謂了，但我給你們年輕人做了件好事。再難再苦，5000萬美元的中航資產，我一定要努力完完本本地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11月9日，兩航總經理劉敬宜、陳卓林發表起義通電。
11月12日，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分別致電祝賀。周總理代表政務院任命劉敬宜、陳卓林分別任兩航總經理。
11月15日，周總理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北飛起義人員。
12月5日，軍委民航局鐘赤兵局長召集劉敬宜、陳卓林、查夷平、鄧士章等開會，宣佈政務院的通知，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歸民航局領導。
12月初，香港的《中國郵報》和《星島日報》刊登消息，散佈謠言，中傷在大陸的“空中行宮”號飛機在蘭州失事，劉敬宜、陳卓林等人已死亡，擾亂視聽，以圖渾水摸魚。
12月10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召集會議，宣佈政務院的決定：中國航空公司董事長為章伯鈞，副董事長為李克農、劉敬宜，董事為鐘赤兵、淩鴻勳、淩士芬。中央航空公司理事會理事長為鐘赤兵，副理事長為李運昌、陳卓林，理事為劉亞樓、楊立三、鄧士章、查夷平、吳克堅、張國堅。中國航空公司基地設在天津，中央航空公司基地設在廣州。
12月13日，劉敬宜、陳卓林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前往廣州就近處理兩航復員復航及組建廣州民航的工作。鑒於當時香港報載或紛傳謠言甚多，說北飛人員已經被全部扣留關進了集中營、被剃光頭強迫參加軍隊等。周總理建議北飛人員去港做工作，現身說法。北飛人員推薦了陳達禮、陳漢齋、鄧重煌三位為代表，隨總經理南下並赴港協助復員事宜，借此解釋兩航人員北飛後的真實情況，安定在港同仁的情緒。他們到廣州後又加派陳耀祖一起去香港。他們到港後在啟德機場機庫裡、在半島酒家中航公司售票處等地與工友們見面開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2月間，政務院決定將起義後兩航公司於1950年初即與民航局合併。1950年上半年，軍委民航局先後設立了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四個民航管理處，合併了原兩航公司，航空運輸業務由民航局統一經營。
12月31日，劉敬宜、陳卓林秘密返港。
1950年1月13日，軍委民航局鐘赤兵局長電令劉敬宜、陳卓林負責接收兩航在香港的一切資產。
3月10日軍委民航局從京津兩地抽調兩航飛行人員30余人，由陳達禮帶隊到港，準備分批駕駛留港飛機飛回內地，因香港政府藉口“飛機註冊及適航證”問題加以阻撓而末實現。其中陳達禮、楊積、周炳等人作為代表去劉敬宜家看望，劉敬宜說：“很不好意思，咱們一起去北京，我卻先回來了，又不去了，身體不好是一方面原因。你們若要回去先要適應，好好學習，我的處境如何不重要，也無所謂了，但我給你們年輕人做了件好事。再難再苦，5000萬美元的中航資產，我一定要努力完完本本地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
陳達禮率領三十幾位飛行人員赴港進行第二次北飛時與劉敬誼、陳卓林的合影
作者： 陳紹曾
2018年寫於香港
2018年寫於香港
